古代历史上典型的党派之争事件,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?

  今天详谈历史小编给大家准备了:历史上典型的党派之争事件分析,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快来看看吧!

  党争这个词,是古代封建王朝政治中的一个常见现象。现代在国内虽然已经削弱,然而也常有拉帮结派、结党谋私一说;在国外则依然频频出现,尤其是选举年,各党派为谋取共同或个人的政治经济利益相互攻击的不可开交,往往极尽能事,犹如大戏,然很少涉及身家性命。

  而在我国古代,党争词性从来都是贬义的,过程也是血腥的,党争的结果,轻则贬官流放,重则抄家斩首,党首灵魂人物的兴衰,关系到政治利益群体,一荣皆荣,一枯皆枯。而且关于党争的演变,从最初的比周聚集,进一步到朋党相争,每个朝代都有着不同的特色。

  “党”繁体字为“黨”,是个常见字,而“党”字属于罕见字,只做姓氏用。“黨”字由“尚”与“黑”构成,《说文解字》解释“黨”字为“侵不鲜也”,即侵袭不鲜明(比如火势较小)。《周礼地官大司徒》:“令五家为比,使之相保;五比为闾,使之相爱;四闾为族,使之相葬;五族为黨,使之相救;五黨为州,使之相賙;五州为乡,使之相宾。”,《释名》:“五百家为黨。黨,长也。一聚之所尊长也。”,可见,“黨”最早是指亲族,相互关照,相互救护,因而便有黨长一说。

  后来“比”和“黨”都引申为聚集,并且黨明显要比“比”厉害得多,然而都是贬义,如“比周”、“ 朋黨”等,于是如今有人形象地比喻“黨”是“几个穿黑衣服的人聚集在屋子里”,当然比较牵强。1956年《汉字简化方案》通过,“黨”去掉“黑”字心,以“儿”取代,也可以说是以“尚”和“兄”组成,意味着兄弟们同堂议事,这是题外话。

  党在春秋时期逐渐变为比周、朋党。《荀子强国》:“不比周,不朋党,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,古之士大夫也。”,所谓的“比周”,比和党一样,也是指聚集,周是合群。《论语为政篇》子曰:“君子周而不比,小人比而不周。”,意思是君子不结党营私,然而合群;小人不合群,相互勾结,后来就用“比周”来形容结党营私。

  朋党和比周危害性古人早就有提醒,《管子.法法》:“群臣比周,则蔽美扬恶。”,《楚辞哀时命》:“众比周以肩迫兮,贤者远而隐藏。”,《战国策.楚策一》:“下比周,则上危;下分争,则上安。”,可见,如果结党营私,蔽美扬恶,那么就会威胁到统治者的权力,而如果能够使得群臣相互纷争,不结党,那么这就是统治者为政的艺术。

  因而,自古以来,党争往往和统治者(皇帝)的权力分散衰弱有莫大关系。春秋战国时期,周朝分封的诸侯国,封建意识强烈,因而即便是有小人比周,朋党营私,诸侯争霸,依然要名义上尊重周天子和诸侯君主,诸侯王国里面的贵族靠分封认命,并不是结党就可以得到分封,统治者有着与生俱来的权威。于是,在春秋战国时期,诸侯国与国之间分分合合,大臣间结党营私固然有,也掀不起大的波浪。

  到了汉代,经过秦朝大统一,汉朝取而代之,因而周朝的分封制对人们的影响略微衰弱。在汉初,刘邦逐步铲除对统治有威胁的大臣,并且逐渐分封自己的子弟,此时,皇权稳固,众大臣自身难保,更何谈结党营私?

  然而吕后却开了一个不好的头,即便是刘邦有“非刘氏不得封王”,可是吕后依然我行我素,大臣们只能阿谀奉承,从此外戚干政成为潮流。并且随着朝代建立时间过长,雄才大略开国之主的威望和影响逐渐消失,子孙世袭的结果,使得皇权变得越来越脆弱,这给其他团体觊觎权力裂开了缝隙。

  综汉两朝,外戚和宦官是典型的“比周”团体,尤其是东汉,宦官更是肆无忌惮,由于历代皇帝大多幼年执政,因而只得依靠宦官来维护政权或者由宦官来决定“天子”所出,于是,宦官这类“变态人格”团体便成为炙手可热的权力中枢。而皇权自然不甘心,于是发生相互争夺,党锢之祸,最终导致汉代灭亡。然而当时只能叫同类,不能叫同党,即便是有“同党”一词,因为众大臣大多数是为了维护皇权和宦官进行斗争,并非相互之间结党营私。

  魏晋南北朝,朝代更迭频仍,一代天子一朝臣,朝廷权力的更迭朝夕变幻,因而大臣文士们无所适从,不少只能追求超脱的玄学,来寄托自己的理想,因而在那个时期,文士们也是因为共同的兴趣爱好,相互结交,然而干涉不到统治者的权力中枢。因而纵观魏晋南北朝,不少文士大臣因为“结党营私”罪名被杀,可是大多并没有真正的结党行为。

  到了唐代,才开始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朋党。这和汉代相似,在开国之初,唐太宗文治武功,雄才大略,纳谏如流,皇权坚固,众臣子只能俯首帖耳,尽职恪守,因而很难有结党一说。同样,和吕后相似,出现了武则天,于是,历史又来了一个循环。

  武则天要远比吕后英明,吕后只是干涉朝政,而武则天则独擅权柄,君临天下。虽然也有丰功伟绩,可是对李唐子弟大肆杀戮,造成李唐人才凋零,对李唐的皇权影响起到了削弱的作用。唐玄宗以后,不少皇帝不是病弱多病,就是懦弱无能,这给大臣觊觎权力创造了条件。

  然而当时皇权稳固,统治权除李氏外无人敢染指,因而众大臣和宦官只能在执政权(相权)上一争高下,于是,朋党便开始正式形成。其中以“牛李党争”最为鼎盛,以牛僧孺、李宗闵等为领袖的牛党与李德裕、郑覃等为领袖的李党之间的争斗,从唐宪宗时期开始,到唐宣宗时期才结束,持续时间将近40年。其中宦官团体势力不时彰显,甚至左右了党争走势。

  牛李党争,最初源自门阀制度的文化影响。虽然隋唐时期开科取士,可是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,因而相互之间文化差异巨大,造成了在政见上相互攻击的结果。其中牛党是依靠进士出身的新兴庶族地主,而李党则是门阀世族的后代官僚。李党提出“重用公卿子弟”、“罢进士科”;牛党则当仁不让,认为开科取士是唐朝的立国根本。从最初的争辩,到后来的贬谪,双方针锋相对,相互排斥,以至于许多有才之士被裹挟其中,任命运摆布。

  牛李党争,虽然最后以牛党苟延残喘、李党离开中央而结束,然而却没有赢家。从最初的对唐朝的统治造成了不可弥补的裂痕,对后代也影响剧烈,唐文宗云:“除河北贼易,去朝廷朋党难。”,王船山谓:“朋党之兴,始于君子,而终不胜于小人,害乃及于宗社生民,不亡而不息。”。最终党争的结果,使得唐朝统治者权力衰弱,藩镇割据,各自为政,最后不得不落下帷幕。

  到了宋代,党争愈甚,然而已经不完全是唐代的门阀制度和进士阶层的争斗,由于科举制度已经深入人心,官员大多为进士出身,因而转变为对朝廷执政方略的政见上来。宋代党争,虽然宋初也有政见之争,可是真正拉帮结派,相互攻讦,肇始于王安石的变法改革。

  从北宋宋神宗熙宁二年(1069年)开始,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变法派和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保守派之间,相互争斗,相互贬斥,新旧党争前后凡五十余年,对北宋的政治产生颇大影响。然而遍观新旧党争,其实都是君子之争,针对变法发表自己的政见,本来“兼听则明”,然而以“拗相公”之称的王安石急功近利,不考虑变法需要循序渐进,因势利导,以为有皇帝支持,就可以雷厉风行,殊不知遭到外戚太皇太后、皇太后和神宗皇后的反对,因而欲速则不达,最后由于新、旧两党更迭执政,官员大多都有贬谪的经历,新法时行时废,臣民无所适从。

  新旧党争,到了王安石和司马光都去世后,便发生了性质改变。后来的宰相,往往缺乏容人之量,更无君子之风,挟私报复,因人费事,使得法规朝令夕改,官员晨朝暮贬,对社会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破坏。而其中还有个变化,那就是朋党之间也相互分裂,完全脱离了党见,而变成了针对个人的打击报复。

  比如以苏轼为首的蜀党和以程颐为首的洛党之争,由于苏轼为进士出身,程颐则为布衣出身;苏轼生性豪爽,不拘小节,程颐则僵化守旧,死板教条;然而二人都是当时声名显赫的人物,门生故旧极多,因而由于二人的互相不对付,造成了相互门生弟子等相互倾轧,结果都是被贬,苏轼最后贬谪儋州,病死常州,程颐官位被褫夺,病死洛阳。(详情另文撰述)

  北宋灭亡后,南宋虽然偏安一隅,不思进取,却延续了北宋党争遗风,争权夺势,打击异己,不过表面上来看,从变法之争,转变到主战派和主和派上来。总体来看,主和派占上风,主战派处于弱势,而党同伐异的结果,使得南宋风雨飘摇,最后亡于蒙古人铁骑之下。

  明代的党争,也是伴随着朝代的始终,而且是历朝历代最为血腥的党争。从洪武年间淮西浙东两大集团之争;再到英宗代宗两朝更迭中,夺门勋贵对景泰诸臣的反攻倒算;直到嘉靖朝“大礼议”帝党旧臣水火难容终酿左顺门事件,及晚期严党独大遍及天下,以至于徐阶等“王学”诸臣不得不以小人之法“倒严”;至万历后三朝,朝廷内部以宣、昆、齐、楚、浙等区域为小集团的党争轮番上演,至天朝终于演变成“阉党”和所谓“东林党”士大夫之争。由于党争不断,各派力量的此消彼长和反攻倒算,加速了朝廷执政权的撕裂,也使得明朝迅速败亡。

  明代的党争,往往不是朝廷上官吏的针锋相对,而是朝野之间互造舆论,士林参与朝政议论的风气从此而开。并且明代的党争,和前几朝不同,以前只不过是贬官弃用流放,明朝则不整趴下不罢休,甚至是人格消灭,到了明末,阉党对东林党更是血腥镇压,使得许多东林党人物被迫害致死。明朝党争的结果,使得政如摆设,民不聊生,以至于明末崇祯皇帝临死感叹“诸臣之误朕也”颇有几分道理。

  清朝建立政权后,对明代灭亡的教训有着深刻的警惕,首先是防范汉人结党,大兴文字狱,对于有结党嫌疑或者蛛丝马迹的现象,立刻予以零容忍的高度打压,斩首抄家都是小事,满门抄斩诛灭九族时而有之,以至于官员大臣对自己的言行都非常谨慎。而对于同族权贵,也是丝毫不手软,只要有觊觎皇权的举动,都会被一一剪除。因而,终清代一朝,党争很少发生,然而官员之间的门生故旧的盘根错节,却愈演愈烈,形成一种暗的洪流,逐渐侵袭着统治者的根基。在遇到外因西方列强的侵略下,清朝帝国很快轰然倒塌,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就此终结。

  终上所述,从先秦的比周、朋党,结党营私,到汉代的外戚宦官争权,再到唐宋时期党派的倾轧排斥、贬官流放,以及明代的针锋相对、血腥屠杀,再到清代的由明变暗,卖官鬻爵,可以说,朋党之争贯穿于人类历史,这也是人类群居性的自然规律,很难避免。

  只不过,有的朝代有的官员,纯属于政见不合的君子之争,不落井下石;而有的人,则挟私泄愤,打击报复,铲除异己,正如孔子所言:“君子和而不同,小人同而不和。”,因而,无惧争论,唯惧结党,更惧小人结党,那才是社会的悲哀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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